01花環(huán)里的獅子
如果您來中國絲綢博物館參觀，仔細留意的話，會發(fā)現(xiàn)在錦廊咖啡的門匾上、各類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甚至工作人員的工作證上都有這樣的圖案：花團錦簇中，圍繞著一只小獅子，花團枝葉繁茂，絢麗奪目，獅子強壯威武，盡現(xiàn)王者之風。
這個博物館里隨處可見的網(wǎng)紅元素，來源于一件館藏的唐代立獅寶花紋錦。十幾年前，國絲館在藏品征集過程中得到七條藍白相間的織錦殘片，每條寬約3-4厘米不等。從這個寬度來看，原來可能是用于衣緣的邊飾。修復師進行拼接后，得到了一塊長約46厘米、寬約29厘米的錦條殘片。雖然只有藍白兩種顏色，拼接起來的圖案也不完整，但依然可以看到圖案極為華麗，外面以大窠花卉為環(huán)，枝葉繁茂，環(huán)中是一站立的獅子，環(huán)外以花卉紋作賓花。
這種團窠型的花卉，我們稱之為“寶花”。所謂寶花并不單指一種花，而是綜合了多種花卉因素的想象性圖案，在它的取材里既有來自佛教的蓮花，也有中亞盛產(chǎn)的葡萄和石榴，還有來自地中海一帶的忍冬和卷草，像這件織錦中的寶花，其造型總體如牡丹，但其中的花蕾又如石榴，具有較強的寫實風格。
圖案復原圖
與寶花相匹配的，獅子也非常寫實。我們知道，獅子在中國被稱為百獸之王，但它的原產(chǎn)地卻在遙遠的非洲和亞洲的西南部。從公元一世紀開始，獅子被作為珍稀的禮物進貢到了中國，史書中最早的一次貢獅記錄見于《后漢書》，東漢章帝章和元年（87），“西域長史班超擊莎車，大破之。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1990年，在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中曾出土一枚木簡（出土編號：Ⅱ90DXT0214S: 55），上下殘斷，但文字內(nèi)容基本清楚，“其一只以食折垣王一人師使者，□只以食鉤盾使者迎師子，□以食使者弋君?！焙喼兴d的“折垣國”在史籍中未見記載，有學者推測它可能就是史籍中的“烏弋山離”國，是南遷的塞人在原屬安息地界建立的王國，《漢書·西域傳》在列舉烏弋山離國的特產(chǎn)時，提到該國“有桃拔、師子、犀?！薄！皫熥印奔础蔼{子”，“師使者”可能是指折垣王派遣來漢朝送獅子的使者，“鉤盾”是漢代少府屬官，負責皇家園林、游觀等事務。這枚漢簡記錄的就是西域折垣國王派使者向漢朝進獻獅子，漢朝派鉤盾使者前往迎接的事件。
外邦進貢的獅子在進入中原后，被養(yǎng)在皇家苑囿中，除了皇族和宮廷近臣見過這些身披金毛的猛獸外，對中國的普通百姓而言，獅子一直是個傳說，但這并不妨礙它作為一種吉祥圖像出現(xiàn)在各類器物中。具體到紡織品中出現(xiàn)獅子造型，則早在漢晉南北朝時期。新疆尉犁營盤墓地M15曾出土一塊獅紋栽絨地毯，覆蓋在棺木之上，年代大概在東漢中晚期，其主體圖案是一只伏臥的雄獅，前足伸直，后足曲蹲，獅頭側(cè)視，具有明顯的外來藝術(shù)風格特征。營盤地處絲綢之路“樓蘭道”的要沖，結(jié)合其他隨葬品，特別是墓主人身穿罽袍具有濃厚的希臘化藝術(shù)風格，考古人員推測墓主人是一位來自西方、從事貿(mào)易的富商，而這塊栽絨地毯，本身可能就是一件舶來品。
中國本土生產(chǎn)的獅紋織物，在稍晚的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一批平紋經(jīng)錦上可以看到，例如北朝的對獅對象紋錦、方格獸紋錦等，在國絲館“錦程”展覽中也曾展出過一件北朝時期的蓮花獅象紋錦。這些獅子圖像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們身肉肥滿，以翹著尾巴，抬著一爪，吐著舌頭的形象出現(xiàn)，一副呆萌的模樣。這是怎么回事呢？難道古人已經(jīng)掌握了漫畫的夸張技法？原來，獅子在當時十分稀有，大部分設計師看不到本尊，只能根據(jù)狗或者其他動物想象，難免會與真獅子的面貌有所出入。
到了唐代，大量西域畫家來到長安，例如尉遲乙僧善畫花鳥走獸，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長安大慈恩寺有他所繪的“濕耳獅子，……及花子缽曼殊，皆一時絕妙”，而印度的畫獅法也在貞觀、顯慶年間由唐朝使節(jié)王玄策傳入中原。同時，隨著進入中原的獅子數(shù)量增多，更多人見到了真獅，人們對獅子有了真實的認識。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這件織錦上的獅子被刻畫得非常寫實，身體健碩，肌肉發(fā)達，四爪強勁有力，神態(tài)盛氣凌人。
蓮花獅象紋錦中的獅子造型，北朝中國絲綢博物館藏
這種花環(huán)中的立獅圖案，不止這件織錦，類似紋樣在長安大明宮遺址出土的方形花磚上也有發(fā)現(xiàn)，相較而言，其團窠采用卷草環(huán)，不如織錦繁復，但獅子所占的畫面比例更大，更加矯健。而花卉環(huán)與各種動物的組合，更多見于在唐代絲綢、金銀器、雕刻中，可見其流行之盛。
那么，又是誰把獅子、花卉等題材組合在一起，設計出這種圖案呢？接下來，我們就要講到兩個設計師的故事。
02何國來的能工巧匠
我們介紹“長葆子孫錦”絹衣褲的時候，曾經(jīng)說到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絲綢生產(chǎn)的技術(shù)和藝術(shù)也在沿途地區(qū)傳播。漢晉之際，最能代表中原地區(qū)織造技術(shù)水平的平紋經(jīng)錦大量進入新疆地區(qū)，并由此傳入中亞、西亞，引起當?shù)乜椩旒夹g(shù)的革新。
由于中亞匠人無法看到中國的織機，當?shù)厝司屠帽镜氐木曪@花織造體系對來自中國的平紋重組織進行仿制，產(chǎn)生了方向旋轉(zhuǎn)90度的平紋緯錦。后來進行技術(shù)提升，又織出斜紋緯錦。在烏茲別克斯坦蒙恰特佩墓地出土了一件褐色內(nèi)領貼，它的下端就拼縫有一塊斜紋緯錦殘片,這意味著在3-4世紀時,那里就已經(jīng)開始生產(chǎn)斜紋緯錦。
除了中亞粟特地區(qū)外，波斯（今伊朗地區(qū)）也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絲綢生產(chǎn)國，從新疆吐魯番出土文書來看，波斯錦大約于北朝時傳入中國, 在西域流行,哈拉和卓90號墓出土5世紀闞氏高昌文書中有：“歸買鍮石……缽(波)斯錦□□昌應出”，6世紀的《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孝姿隨葬衣物疏》中提到：“故波斯錦十張，故魏錦十匹……”。這里提到以“匹”計量的“魏錦”應該是指中原地區(qū)生產(chǎn)的織錦，而與之相提并論的“波（缽）斯錦”, 以“張”計量，加上鍮石也是外來進口物品，可見波斯錦也是通過貿(mào)易輸入的一種異域織物。
侍女襯裙上的聯(lián)珠菩薩紋，北齊山西大同徐顯秀墓出土
這些來自異域的波斯錦、粟特錦很受歡迎，于是又出現(xiàn)了諸多仿制品，有使用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錦工藝織造、僅仿制圖案的，也有既仿圖案也仿工藝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隋書》所載何稠仿制波斯錦的故事。隋文帝開皇年間，波斯國進獻“金綿錦袍”，織造繁復華麗，于是楊堅命令何稠進行仿制，結(jié)果，非但仿制成功，而且精美程度甚至超越原物，楊堅對此十分滿意。何稠，何其人也？他為什么能夠成功仿制波斯錦呢？
據(jù)史料記載，何稠字桂林，大約生于南梁大同六年（540）前后，一般認為其祖先是中亞粟特人，來自昭武九姓中的何國。何國即屈霜你迦（Kushanika），又譯為“貴霜匿”，故地在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與布哈拉之間，唐代曾在此設立貴霜州，是連接東西粟特的樞紐。祖父細胡，也有寫作“細腳胡”的，因為做生意到四川郫縣（今成都市郫都區(qū)）定居，當時治理蜀地的是梁武帝第八子武陵王蕭紀。自漢代以來，四川一直是絲綢生產(chǎn)中心，以織錦聞名于世。何細胡就為蕭紀掌管金銀絲綢等貴重物品，因此致富，成為西州大賈。何稠的父親何通是善于琢玉的工藝大師，叔父何妥同樣以“伎巧”聞名，曾經(jīng)侍奉梁武帝第七子湘東王蕭繹，也就是后來的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南梁都城江陵被西魏攻陷，何稠只有十幾歲，跟隨何妥來到長安，此后便在北周為官，并受到左丞相楊堅的器重。楊堅正式稱帝后，授予何稠都督職位，后升為御府局御府監(jiān)，歷太府丞，煬帝時又拜太府卿，右光祿大夫。
何稠廣泛閱覽古圖書，認識許多以前的器物。當時中國的琉璃工藝失傳已久，工匠都不敢經(jīng)營制作，何稠卻敢想敢為，“以綠瓷為之”，效果竟然與琉璃制品沒什么差別。大業(yè)初年，隋煬帝命令何稠檢閱圖籍，制造輿服儀仗，于是何稠用工十萬余人，耗費數(shù)以億計的金銀錢財，制作了供三萬六千人使用的黃麾儀仗，以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按照規(guī)定時間送到江都。何稠還在前人基礎上對輿服制度進行了考訂、修改，比如魏晉以來，皮弁只有帽纓沒有笄，他認為皮弁是古代的田獵服，要服以入朝就應該改變它的形制，所以就在帽上加象牙簪作裝飾；又比如，晦朔小朝時，官員所穿公服最初沒有佩綬，何稠認為臣子拜見皇帝卻解下印綬而且沒有佩玉，于禮不合，于是加上獸頭小綬和一只玉佩。
一位畢生從事與輿服相關工作的能工巧匠型官員，何稠能仿制成功波斯錦不足為奇，只是“金綿錦”語句不通，鑒于當時線(線）、綿兩字形近，何稠仿制的“金綿錦”可能是“金線錦袍”之訛，鑒于金線在當時并無用于中原織錦的史實，可能是文獻記載對織錦華麗效果的夸張形容。更有可能的是，何稠并沒有完全采用波斯錦的技術(shù)，只是采用西方的斜紋緯重組織，并對流行于波斯地區(qū)的聯(lián)珠團窠圖案進行提升，圖案更大，色彩更豐富，造型尤其是聯(lián)珠環(huán)外的賓花更加復雜。盡管何稠當時仿制的波斯錦數(shù)量應該不多，但后來的織工進行了大規(guī)模仿制，唐初流行的大窠聯(lián)珠對翼馬紋錦、大窠聯(lián)珠對鹿紋錦就屬于此類。
團窠聯(lián)珠對鹿紋錦，唐代中國絲綢博物館藏
雖然何稠機巧過人，但似乎名聲并不好，在唐傳奇《迷樓記》中他被塑造成一個用奇技淫巧制作“非盛德之器”以諂媚帝王的人，如他進獻給隋煬帝“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的“任意車”，后又設計出“御童女車”，車體不大，“只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女子手足，纖毫不能動”，得到了煬帝“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的贊譽。但無論如何，這位何國來的巧匠對我國絲綢工藝的發(fā)展貢獻巨大，他對波斯錦的仿制在隋唐 絲綢發(fā)展史中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而接續(xù)此事業(yè)的，同樣是一位出身世家的設計師——竇師綸。
03貴戚中的設計師
說起竇師綸，不是研究絲綢史的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其出身的家族可是赫赫有名，歷經(jīng)北周、隋唐，均與皇室聯(lián)姻，是興盛百年的世家大族。
竇師綸的先祖出自鮮卑紇豆陵氏，后改漢姓“竇”，高祖竇略為北魏平遠將軍，曾祖竇善隨孝武帝元修西遷關中，被封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祖父竇榮定自小就與隋文帝楊堅友情深厚，楊堅曾說“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唯竇榮定而已”，楊堅登基后，被封為上柱國、寧州刺史，史載其“深沉有器局，容貌瑰偉，美須髯，便弓馬”，曾率兵屢次擊敗突厥沙缽略可汗于高越原，去世后被追封為陳國公，并由兒子竇抗繼承了爵位。竇抗是楊堅姐姐安成長公主所生，楊堅對這個外甥寵愛有加，所賜錢帛金寶，數(shù)以萬計，后來又讓他出任幽州總管。只是好景不長，隋煬帝楊廣即位后漢王楊諒起兵造反，楊廣覺得這位表兄弟與楊諒關系更好，怕他們聯(lián)合，于是將他罷官除名。義寧元年（617）楊廣派遣竇抗去靈武巡視長城，同年李淵起兵，并于十一月攻入長安，立代王為帝，自任大丞相。竇抗聽聞消息，大喜說：“此吾家婿，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主也?！庇谑乔巴L安投奔李淵，后又隨李世民平定薛舉，功居第一。
為何竇抗稱李淵為“吾家婿”呢？這是因為李淵的妻子太穆皇后竇氏是竇毅與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襄陽公主所生，而竇毅的父親竇岳與竇抗的祖父竇善是親兄弟，算起來李淵是竇抗的堂妹夫。另外，竇抗的姐妹嫁給了李淵的五叔雍王李繪，從這層關系上說，竇抗算是李淵的長輩。而竇氏與李唐皇室的聯(lián)姻不止于此，竇抗的第三子，也就是竇師綸的三哥竇誕娶了李淵的次女襄陽公主，竇誕的孫女即為玄宗李隆基生母昭成皇后竇氏，曾孫女嫁給玄宗長子慶王李琮，后被追封為恭應皇后，所以《太平御覽》稱“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為外戚，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為比”。
竇師綸墓志銘及蓋，唐代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竇師綸墓志銘及蓋，唐代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李淵起兵那年，竇師綸24歲，大約并未跟隨父親竇抗前往靈武，而是留在長安。當時留守京師的隋左翊衛(wèi)將軍陰世師將抓捕到長安的李淵第五子楚哀王李智云殺害，事后，竇師綸冒險將李智云收葬。因此，李淵平京城之日就授他上柱國、金紫光祿大夫，知道這位表侄少年時喜歡長生之道，而仙經(jīng)上有陵陽子的記載，就將封號定為“陵陽郡開國公”，并對他說“汝收我愛子，還宜事我愛兒”，于是又封為秦王李世民府上的諮議參軍。
唐武德四年（621），竇師綸被任命為益州大行臺檢校修造，被任命為負責制造輿服器械的官員可能都與他的家族傳統(tǒng)有關，竇氏家族成員在輿服器械方面頗有造詣。竇師綸的從曾祖竇熾曾任北周京洛營作大監(jiān)，“宮苑制度，皆取決焉”；竇熾之子竇威也有“博物，多識舊儀”之譽；其父竇抗更是長于巧思，武德元年（618）拜將作大匠，負責宮城建筑兼管皇室輿服，而擔任副手將作少匠的正是歸順大唐的何稠，只是不久后何稠就于武德四年（621）去世了。竇師綸繼承了其家族在輿服器械、宮苑制度創(chuàng)作方面的天賦，在益州任職期間，“創(chuàng)瑞錦宮綾，章彩奇麗”，設計出以其爵位命名的“陵陽公樣”。
關于“陵陽公樣”的新花色，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記載了它的圖案主題，有“對雉、斗羊、翔鳳、游鱗之狀”，但未提及具體的形式?，F(xiàn)代學者根據(jù)研究，認為陵陽公樣是在何稠改制波斯錦基礎上，將聯(lián)珠團窠和花卉紋樣結(jié)合起來，用符合中國人審美的花卉紋樣來替換外圈的聯(lián)珠紋，凡以團窠花卉作環(huán)，窠內(nèi)填有對雉、斗羊、翔鳳、游鱗等紋樣者，都可以歸入“陵陽公樣”。
綠地纏枝葡萄團窠立鳳錦，天授二年（691）甘肅天祝慕容智墓出土
至此，從何稠到竇師綸，歷經(jīng)兩代設計師的創(chuàng)造，自中亞、西亞隨絲路而來的充滿域外風情的聯(lián)珠紋團窠，終于完成了華麗轉(zhuǎn)身，形成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新型團窠圖案。這種將中國人喜聞樂見的吉祥禽獸主題置入花環(huán)中的新型圖案組合方式，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深受人們喜愛，從出土實物來看，不僅流行的時間很長，地域也很廣。如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191號墓出土的一件寶花立鳥印花絹，以卷草紋構(gòu)成寶花環(huán)，中立一水鳥，造型簡潔，同墓伴出有唐高宗永隆元年（680）的文書，屬于初唐時期的織物；青海都蘭出土的中窠寶花立鳳紋錦，由各種花蕾頭連成環(huán)式團窠，窠中的立鳳雙足立地，年代約在盛唐至中唐之間。而中國絲綢博物館收藏的這件立獅寶花紋錦采用遼式斜紋緯錦組織，這種結(jié)構(gòu)大約出現(xiàn)于晚唐時期，紋樣帶有更加自由的寫實風格，是陵陽公樣在唐代晚期流行的典型代表之一。
參考文獻：1、徐錚、金琳：《錦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
2、羅群、呂繼熔：《唐代寶花獅紋錦織物的特點和復制》，《文物保護與科學考古》，2012年3期
3、尚永琪：《蓮花上的獅子——內(nèi)陸歐亞的物種、圖像和傳說》，商務印書館，2015年
4、羅帥：《懸泉漢簡所見折垣與祭越二國考》，《西域研究》，2012年2期
5、周金玲、李文瑛、尼加提、哈斯也提：《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15號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99年1期
6、馬特巴巴伊夫、趙豐：《大宛遺錦——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蒙恰特佩出土的紡織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7、王慶衛(wèi)：《新見初唐著名畫家竇師綸墓志及其相關問題》，《出土文獻研究》第10輯，中華書局，2011年
8、趙豐：《錦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1年
9、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來源丨陳列保管部
編輯丨蘇秀書
初審丨蘇秀書
二審丨徐 錚
終審丨鄭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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