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絲按】2020年6月19日起，2020絲綢之路周的配套特展之一的“眾望同歸：絲綢之路的前世今生”在中國絲綢博物館開幕。為此，我們特別邀請了一批絲綢之路相關的著名學者為“眾望同歸”特展提供咨詢并寫作了相關文章。我們將在中國絲綢博物館微信公眾號及相關平臺陸續(xù)刊登，第二篇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榮新江教授提供。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舴遥‵. von Richthofen）在《中國》一書中，把漢代中國和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絲綢貿(mào)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the Silk Road）。這個名稱逐漸成為指稱古代聯(lián)系東西方的交通道路，甚至從陸路擴展到海路。大多數(shù)學者都接受這樣一種稱呼，雖然古代并沒有“絲綢之路”這樣的名字。但也有一些學者強調(diào)古代沒有這樣一條“絲綢之路”，因為他們認為古代沒有這樣一條絲綢之路的記錄。
那么，古代關于東西方往來的道路到底有沒有記錄呢？如果有的話，又是怎樣記錄的呢？對于這個問題的解答，需要對東西方歷史文獻的體裁和著述方式有所了解。其實通過對傳世和出土文書的解讀，我們可以找到古人對于“絲綢之路”的記載，以下主要以漢文文獻為主，兼及古典作家和穆斯林時代的著作，來論證我的觀點。
一、從都城到邊關的記錄
從中文史料來說，有關古代交通地理的記載是從西漢時期開始的，而有關東西方古代道路的記載應當分成兩個部分。一是從都城到一個王朝直轄領域的邊境地點，一是從邊境到當時所能達到西域最遠的地方。
有關西漢時期的交通狀況，最權(quán)威和系統(tǒng)的記錄是官方的文書，可惜這類文書大多沒有留存下來，我們有幸在西北的絲綢之路沿線發(fā)現(xiàn)了兩方木牘，是漢朝官府專門記載道里的文書，一般稱之為《傳置道里簿》。其一是1974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在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發(fā)掘到的一枚西漢王莽時期的木牘，雖然木牘有缺失，但大體上可以復原出是從長安向北，經(jīng)右扶風郡的茂陵、茯置、好止（畤），沿涇水到北地郡的義渠，再經(jīng)安定郡的月氏、烏氏、涇陽、平林、高平，到武威郡的媼圍、[造字：角+牒右旁]里、揟次、小張掖，再經(jīng)刪丹、日勒、鈞耆、屋蘭，最后到張掖郡氐池，總計20個置之間的里程。其二是1990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漢代敦煌懸泉置遺址，發(fā)掘到的一枚西漢末期的木牘，記從武威郡倉松、鸞鳥、小張掖到姑臧，再從顯美、番和、日勒到張掖郡的氐池，再經(jīng)觻得、昭武、祁連、表是，到酒泉郡玉門，再經(jīng)沙頭、乾齊，到敦煌郡淵泉，總計12個置之間的里程。兩相連接，可以復原西漢時期從長安到敦煌的驛道和驛站設置情況。
圖1 懸泉置出土的《傳置道里簿》
這兩件木牘是有關漢代從都城長安到邊鎮(zhèn)敦煌的珍貴記錄，現(xiàn)在已經(jīng)廣為學界所知。我們這里要強調(diào)的是，這類木牘體制相同，都是分欄書寫，有三欄或四欄不同，但記錄方法一致，寫完一欄，再寫下一欄。內(nèi)容都是簡單地記從一個置（驛站）到下一個置的里程數(shù)，如“長安至茂陵七十里，茂陵至茯置卅五里”；“沙頭去乾齊八十五里，乾齊去淵泉五十八里”。這說明此類木牘是全國統(tǒng)一的《傳置道里簿》，每個置有驛站的官道上，都掌握著這樣的文書。我們從懸泉置出土的其他簡牘文書可以知道，一個驛站要送往迎來，必須知道到來和往之地的里程，這樣才好提前準備，所以這類文書是日常行政運作必不可少的文案。因此，兩件木牘雖然保存狀態(tài)較好，但文字有磨損，大概就是時常檢視的緣故。
由此可知，西漢官府，不論中央還是地方的傳置，都有記錄里程的文書在手。從兩件記錄不同地段的木牘推想，長安的中央官府中，必然有從長安直到敦煌的完整《道里簿》。這種《道里簿》，也就是西漢時期“絲綢之路”的完整記錄，這是不難確定的事實。
因為驛傳制度從漢代一直延續(xù)下來，所以這類文書也應當一直存在，只不過我們現(xiàn)在沒有發(fā)現(xiàn)而已。
到了唐朝時期，留存的材料多了一些。德宗貞元時杜佑著《通典》，利用官府所存天寶時的檔案，在《州郡典》中給出每個郡的“八到”，即由該郡郡治所在城市通向東、西、南、北、東南、西南、西北、東北八個方向下一城鎮(zhèn)的里程。憲宗時宰相李吉甫所撰《元和郡縣圖志》，也保存了每州“八到”的記錄。把這些里程聯(lián)結(jié)的城鎮(zhèn)接起來，就是唐朝的交通道路；而把這些里程記錄抽出來，我們就可以得到從長安經(jīng)河西走廊直到最西面的直轄州——西州（吐魯番）的完整道路記載，也就是唐朝“絲綢之路”的全記錄了。嚴耕望先生著《唐代交通圖考》，基本素材就是《通典》《元和志》的“八到”記錄，再輔以其他材料，他其實早已經(jīng)把從長安到?jīng)鲋荩瑥臎鲋莸轿髦莸摹敖z綢之路”圓滿地勾畫出來了。
至于更為細致的記載，我們可以從敦煌發(fā)現(xiàn)的《沙州圖經(jīng)》來復原。法藏（P.2005）《沙州圖經(jīng)》卷三保留有敦煌縣所屬“一十九所驛”的條目，詳細記錄了每個驛站的位置和距東西驛站的里程，其中完整保留了瓜州和沙州之間的驛道情況，我們摘錄幾句里程的記載：“〔沙州〕州城驛，右在州東二百步，因州為名。東北去清泉驛卌里。清泉驛，去橫澗驛廿里。橫澗驛，北去白亭驛廿里。白亭驛，東北〔去〕長亭驛卌里。長亭驛，東去甘草驛廿五里。甘草驛，東南去階亭驛廿五里。階亭驛，東去瓜州常樂驛卅里?！庇纱宋覀兙涂梢怨串嫵龉仙扯葜g的驛路。同條還記錄了從瓜州常樂縣界的新井驛，經(jīng)廣顯驛、烏山驛、雙泉驛、第五驛、冷泉驛、胡桐驛，到伊州柔遠縣界的赤崖驛的里程，也就是貞觀初年玄奘經(jīng)過的莫賀延磧的那條道路的具體情況。按照唐朝的制度，每個州都要編造圖經(jīng)，三年一上兵部，所以在地方和中央官府都有保存。因為這是具有行政功能的圖籍，三年改編一次，所以舊的就廢棄了，因此我們現(xiàn)在很少見到存世的唐代圖經(jīng)。所幸敦煌藏經(jīng)洞保存了不僅有《沙州圖經(jīng)》，還有《西州圖經(jīng)》，如果從行政運作的角度來看敦煌保存的《西州圖經(jīng)》（P.2009），就可以知道，西州的情形也是沙州官府需要掌握的，特別是交通道路的情況。
圖2 敦煌藏經(jīng)洞所出《沙州圖經(jīng)》（局部）
圖3 敦煌藏經(jīng)洞所出《西州圖經(jīng)》（局部）
在圖經(jīng)中，還專門有道路類的條目，在敦煌發(fā)現(xiàn)的寫本中，（P.5034）《沙州圖經(jīng)》卷五石城鎮(zhèn)的條目下，就有“六所道路”的記載，比如其中從石城往東西的兩條道路如下：“一道南路，從鎮(zhèn)東去沙州一千五百里。其路由古陽關向沙州，多緣險隘。泉有八所，皆有草。道險不得夜行。春秋二時雪深，道閉不通。一道從鎮(zhèn)西去新城二百卌里。從新城西出，取傍河路，向播仙鎮(zhèn)六百一十里。從石城至播仙八百五十里，有水草。”唐朝高宗時將石城鎮(zhèn)劃歸沙州管轄，這里即漢代的鄯善國所在，在今新疆若羌，這里記錄的是從這里往東到沙州敦煌，往西到播仙鎮(zhèn)（且末）的道路情況。另外，《西州圖經(jīng)》也保留了“道十一達”條，其中兩條道路如下：“大海道。右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誤。有泉咸苦，無草，行旅負水擔糧，履踐沙石，往來困弊?！薄般y山道。右道出天山縣界，西南向焉耆國七百里，多沙磧滷，唯近峰足水草，通車馬行?！边@是從吐魯番的高昌城往東到敦煌，往西到焉耆的道路，包括道路通行的情況。
因此，在唐朝每個州都編訂的圖經(jīng)中，有更詳細的道路記載，從一個驛到下一個驛，一站接著一站。這樣的圖經(jīng)雖然不存在了，但我們可以推想，如果把從長安到西州所有州的圖經(jīng)中有關驛道的里程記錄連接起來，那就是一個極其詳細的唐朝“絲綢之路”的道里簿，而這些記錄是保存在長安尚書省兵部的書庫當中的。
二、從邊關到異域的記錄
在中原王朝的直轄領地之外，比如漢代的玉門關、陽關之外，唐朝的西州以西地區(qū)的交通路線情況，其實中央官府也是有所把握的。這些官府掌握的文書，包括出使西域的使臣回來所寫的報告，駐扎在西域地區(qū)的軍政官員所寫的記錄，以及從外國、外族使臣那里咨詢來的情況。這類官府文書保存下來的也不多，但其中有相當多的內(nèi)容在編纂史書時，改寫編入正史的《西域傳》了。
東漢初班固所撰《漢書·西域傳》利用了官府保存的文書，按照交通路線的順序，首次明確記錄了通往西域的道路，此即《西域傳》開篇所述：“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笨梢?，西漢時的道路，從玉門關、陽關開始，分南北兩道，最遠到安息（波斯帕提亞王朝）和奄蔡（高加索）。在這個提綱下面，基本按照從東到西的原則，依次敘述每個國家的情況，首先是國名、都城、去陽關里數(shù)、去長安里數(shù)，然后是距西域都護府的里數(shù)，還有至緊鄰國家的里數(shù)，如：“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以下各國的記載基本一致。如果我們把這些東、西相距的里程聯(lián)結(jié)起來，就基本上可以得出漢朝通往西域的各條道路的具體里程，也包括這些西域國家之間的交通路線，這也就是漢代的“絲綢之路”了。
《漢書·西域傳》這種基本上按照交通路線來依次記述西域國家的方式，為此后的《后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晉書·西戎傳》、《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所繼承。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輯錄出不同時代的“絲綢之路”，只不過因為各朝編纂西域、西戎、異域傳時，材料已經(jīng)不全，所以有些路線也是斷斷續(xù)續(xù)的，但原本材料齊全的時候，路線都是可以如此復原。
隋朝時記錄西域情形的主要著作是裴矩的《西域圖記》，可惜已經(jīng)散佚，只有序言保留在《隋書》卷六七《裴矩傳》中，里面記錄隋朝通西域的三條主要道路的基本走向：“發(fā)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jīng)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jīng)鏺汗，蘇對薩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度蔥嶺，又經(jīng)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并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門戶也?？倻惗鼗?，是其咽喉之地?！薄＝?jīng)過隋末動亂，到唐朝初年編纂《隋書·西域傳》時，材料已經(jīng)不夠豐富，所存只有二十國的記錄，比裴矩的四十四國，減少一半多。所記西域各國里程，也只有片段保留，如“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還是可以看出官府檔案的原本樣貌，也可以推斷原本是有著系統(tǒng)的西域道里記錄的。按照《西域圖記序》，隋朝交通路線所記最遠是“拂菻國”和“西?！保窗菡纪ズ偷刂泻?。
唐朝時國力強盛，統(tǒng)治區(qū)域廣大，因此有關的記錄應當更加詳細《新唐書·地理志》保存了貞元年間（785年－805年）的宰相賈耽所撰《皇華四達記》的片段，其中有關于安西都護府通往西域的道路記載。如果我們按照道路的順序略做調(diào)整，就可以清楚地把這些道路區(qū)分為若干段落：①西州至焉耆，②焉耆至安西（龜茲），③安西至撥換，④撥換至碎葉，更西到怛羅斯城，⑤撥換至疏勒，⑥撥換至于闐，⑦于闐至疏勒，疏勒至蔥嶺，⑧于闐至蘭城、且末，⑨沙州至蘭城乃至于闐，⑩北庭至碎葉。至于具體內(nèi)容，記錄的相當詳細，如“自焉耆西〔百〕五十里過鐵門關，又二十里至于術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龍泉守捉，又六十里至東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護府?！辟Z耽《皇華四達記》依據(jù)的材料，應當是唐朝中央政府保存的文書檔案。因此，唐朝人當然也擁有完整的“絲綢之路”的記錄，而且更加細致。
宋遼金時期，或則因為與西域往來不多，或則因為文獻毀損過度，目前尚無唐朝這么詳細的記錄。但元明時期，絲路又有了詳細的記錄，像前一陣頗為學界關注的所謂“蒙古山水地圖”，就是這類的記載之一。因為材料較多，就不煩贅述了。
三、西方的記錄
在西方文獻中，也斷斷續(xù)續(xù)保存了一些有關東西方往來道路的記載，可以看作是“絲綢之路”的前世記錄。
公元前后希臘地理學家卡剌克斯的伊西多爾（Isidore of Charax）著有《帕提亞驛程志》（StathmoiParthikoi），記錄了從帕提亞西界的宙格瑪（Zeugma），經(jīng)過伊朗高原、中亞綠洲，到帕提亞東界的亞歷山大洛波利斯（Alexandropolis，今坎大哈）的經(jīng)行路線和城鎮(zhèn)，是與《漢書·西域傳》時代相仿的西方“絲綢之路”的早期記載。
從公元8世紀中葉開始，由于黑衣大食（阿拔斯哈里發(fā)朝）的建立（751年），阿拉伯世界的地理學獲得極大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一系列基于阿拉伯旅行者行紀的官方著述，即“道里邦國志”、“諸國志”一類的著作，其中可能以伊本·胡爾達茲比赫（Ibn Khurdādhbih，912年卒）的《道里邦國志》（Kitāb al-Masālikwa’l-Mamālik）為最早。該書對阿拉伯帝國的驛道做了詳細的記錄，一般都是從某地到某地幾法爾薩赫（1法爾薩赫約等于6.24公里）。該書還第一次記載了巴格達向東到中亞、南到印度的道路，其中包括與陸上絲綢之路干道重合的呼羅珊大道。據(jù)張廣達先生的概括，這條道路“在阿梅（āmul）越過烏滸水（Oxus）可至法臘勃（Farab），再經(jīng)拜坎德（Paykand）過長城門至布哈拉（Bukhār?。?，而后沿澤拉夫珊河（Zarafshan）左岸至撒馬爾干（Samarqand），是為‘王家大道’。大呼羅珊路在呾密（Tirmidh）越過烏滸水可至石汗那（Chaghāniyān、Saghāniyān）、久越得健（Quwādhiyān）、珂咄羅（Khuttal）等地區(qū)，另一歧路經(jīng)鐵門（the Iron Gate）、碣石（Kish、Shahrisabz）至撒馬爾干。大呼羅珊路從撒馬爾干以北去蘇對沙那（Setrūshana、Ushrūsana）的扎敏（Zāmīn）路分兩叉，左叉可至石城（Chāch、Shāsh，今塔什干）及錫爾河（Syr-Darya、Sayhūn）下游，右叉越過錫爾河上游可至大宛（Farghāna、費爾干納）。扎敏石城一路東通頓建城（Tūnkath），一路北通白水城（Isfījāb,今奇姆肯特），自白水城又分二叉，西通訛答剌（Otrār），北進怛羅斯（Tarāz、Talas）。從怛羅斯到中國邊界熱海南岸的拔塞干城（Barskhān）的道里和沿線諸城絕大部分可以和賈耽記載的路程一一對勘?！边@樣，就和中國文獻接續(xù)起來，把“絲綢之路”的記載也貫通起來。這種“道里邦國志”類的著作，也是阿拉伯帝國統(tǒng)治廣闊區(qū)域、征收賦稅的行政手段，因此極其發(fā)達，記錄詳盡，流傳長遠。這些著作構(gòu)成了西半部“絲綢之路”的記錄，與漢文史料東西輝映。
總之，在李?；舴姨岢觥敖z綢之路”這個名字的時候，其實他自己對于絲路的具體走向和里程也不是那么清楚，至少是他所說的漢代時的“絲綢之路”，他肯定沒有班固那么清楚?？傆腥擞霉糯鷽]有絲綢之路的道路記載和沒有這樣一個名字來否定絲綢之路。根據(jù)我們上面所述，其實一些對外開放的大帝國都建立有完善的驛道，中央和地方官府，甚至到一個小小的驛站里，都保存有記錄相關段落的道路里程，把東西方的這些記錄連接起來，就可以從長安連到羅馬。因此我們說，李?；舴业摹敖z綢之路”這個名字真是絕妙，它把古代東西方不同類型、不同段落的道路記錄“集合”為“絲綢之路”，這的確是一個重要的發(fā)明。而古代那些各式各樣的東西往來道路的相關記錄，就成為了今天“絲綢之路”的前世因緣。
參考文獻
1.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396頁。
2.國家文物局編《絲綢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120頁。
3.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年，106-133頁。
4.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2卷《河隴磧西區(qū)》，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5年。
5.池田溫《沙州圖經(jīng)略考》，《榎博士還歷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山川出版社，1974年，64-69頁。
6.池田溫《沙州圖經(jīng)略考》，95-96頁。
7.唐耕耦等《敦煌社會經(jīng)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54-55頁。
8.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體例》，作者《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127-134頁。
9.余太山《裴矩〈西域圖記〉所見敦煌至西海的“三道”》，收入余太山《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101-1120頁。
10.《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1149－1151頁。
11.榮新江《唐代安西都護府與絲綢之路——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新疆龜茲學會編《龜茲學研究》第5輯，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12年，155-158頁。
12.《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條，1151頁。
13.余太山《伊西多爾〈帕提亞驛程志〉譯介》，《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169-194頁。
14.張廣達《〈道里與邦國志〉前言》，宋峴譯注《道里與邦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15-16頁。
關注我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