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絲按】2020年6月19日起，2020絲綢之路周的配套特展之一的“眾望同歸：絲綢之路的前世今生”在中國絲綢博物館開幕。為此，我們特別邀請了一批絲綢之路相關(guān)的著名學者為“眾望同歸”特展提供咨詢并寫作了相關(guān)文章。我們將在中國絲綢博物館微信公眾號及相關(guān)平臺陸續(xù)刊登，第三篇由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杭侃教授和中國國家博物館肖靈軒提供。
一、絲綢之路
穆罕默德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苯z綢之路源自于不同文明間的相互吸引。這種吸引與東西之間的地理環(huán)境有關(guān)。
幾千萬年前開始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改變了亞洲的地貌，造成了青藏高原、興都庫什山和伊朗高原，阻斷了來自印度洋的暖濕氣流，使遼闊的亞洲大陸中部出現(xiàn)了大片荒漠地區(qū)。從隆起的高山上融化的雪水匯成的河流，因遠離海洋而成為內(nèi)陸河，其中最重要的有新疆的塔里木河、獨聯(lián)體中亞的錫爾河和阿姆河、流經(jīng)阿富汗和土庫曼斯坦兩國的穆爾加布河等。在這些內(nèi)陸河流經(jīng)和滲入沙磧的地方，形成了一個個肥美的綠洲。內(nèi)陸亞洲的綠洲呈串珠狀分布于歐亞大陸的中部，從東面的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地中海之濱的荒漠之中。
古代人類在這里引水灌溉，以谷類為食。他們織布為衣、燒土為陶，發(fā)展手工業(yè)，成為人類農(nóng)耕區(qū)的另一產(chǎn)生地。由于生活環(huán)境相對穩(wěn)定，因此人口密集程度較高。綠洲的面積因水源的豐富程度而有所不同，但最大的綠洲的產(chǎn)出也不足以完全自給自足，人們的許多生活必需品依賴于交換取得。因此內(nèi)陸亞洲的綠洲居民自古以來便有經(jīng)商的習慣，在長達數(shù)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上，他們一直扮演著東西方溝通者的角色。
在東西方交通的線路上，確實有一些民族比別的民族更善于經(jīng)商。比如中亞的昭武九姓，“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須髯。丈夫翦發(fā)或辮發(fā)。其王冠氊帽，飾以金寶。婦人盤髻，幪以皂巾，飾以金花。人多嗜酒，好歌舞于道路。生子必以石蜜納口中，明膠置掌內(nèi)，欲其成長口常甘言，掌持錢如膠之黏物。俗習胡書。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年二十，即遠之旁國，來適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可見當?shù)厝藢ι虡I(yè)貿(mào)易的重視程度。
唐代的玄奘等人到了中亞的窣利地區(qū)，看到當?shù)厝恕按钟袝?，豎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服氈褐，衣皮氎，裳服褊急，齊發(fā)露頂，或總剪剃，繒彩絡(luò)額。形容偉大，志性恇怯”。除了相貌衣著上的特點，他說當?shù)厝恕帮L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財多為貴，良賤無差。雖富巨萬，服食粗弊”。窣利地區(qū)的人們善于經(jīng)商，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們一般認為是張騫開通了絲綢之路，漢代是絲綢之路的第一個繁盛期。文獻記載：“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zhì)，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p>
但是，中西之間的交流其實很早就有。宿白先生說：“從目前了解的情況，較為可靠的中西文化交流，大約始于公元前二千紀，即公元前20世紀到前11世紀這個階段的中期。這個時期，地中海東部沿岸，兩河領(lǐng)域——伊朗高原和中國都處在青銅時代的盛期，大體上也都處于奴隸制時代。奴隸主的貪欲，雖然刺激了東西交通的發(fā)展，但東西方交通的打開，最根本還是始于人民之間的交往。在早期東西文化交往中，介于東西之間的畜牧和游牧民族起了很大的中介作用?！鄙讨軙r期的中西交流可表現(xiàn)在中亞、西亞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陶鬲，東西方發(fā)現(xiàn)的青銅刀子和劍，絲織品、軟玉、綠松石和玻璃珠飾等的東西傳播，東方發(fā)現(xiàn)的晚期銅劍和帶鉤等方面；戰(zhàn)國時期的東西交流，可表現(xiàn)在鑲嵌玻璃珠飾的東傳和中亞發(fā)現(xiàn)的戰(zhàn)國器物，胡服騎射，南方發(fā)現(xiàn)的玻璃制品和海路的開通等方面。
由此可見，在張騫“鑿空”之前，中西交流就廣泛存在。其交流的動因應(yīng)該在于物資上的互通有無和文化上的相互吸引。古代中國出土了一些西方的玻璃器，這些玻璃器經(jīng)過長途跋涉來到中國，在中國受到珍視。玻璃的主要原料是硅酸鹽巖石中的石英，石英在地球上的分布很廣，但是石英的熔點很高，需要1700°以上的高溫，如果不加助熔劑，早期人類無法燒出如此高的高溫。但是，如果添加了助熔劑則可以使其降到1400°以下。最好的助熔劑是純堿（碳酸鈉），地中海東岸分布有大量的自然純堿，所以西方很早就燒制出了玻璃制品。
北魏定都平城，《魏書》記“世祖時，其國（大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于是采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源酥袊娏熨v，人不復珍之。”這段記錄是西方玻璃技術(shù)傳入我國的最早的明確記錄，但是，北魏時期發(fā)明的這項技術(shù)并沒有流傳下來，我國的玻璃器在后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還是主要依賴于進口。
絲綢是中國人對于人類的一項重要貢獻。中國被稱為衣冠王國，這和絲綢的興盛是分不開的。孟子有個理想，就是“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也”。中國人講到功成名就，一定要提衣錦還鄉(xiāng)?！犊滴踝值洹防镆越z做偏旁的字有800多個，可見絲綢和中國文化的關(guān)系之密切。雖然西方曾利用野蠶進行過紡織，但是質(zhì)量不如中國所產(chǎn)?！度龂尽忿D(zhuǎn)引《魏略·西戎傳》中有關(guān)于大秦國的一段話：“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shù)與安息諸國交市于海中?！?/p>
漢代絲綢之路暢通以后，絲綢成為東西交流的大宗物資。赫德生（G.F.Hudson）在其名著《歐洲與中國》一書中指出這一時期的絲綢貿(mào)易“很快就從微小的開端增長到繁榮的頂點，在安東寧王朝，絲織品在倫敦（Londinium）也像在洛陽一樣普遍”。絲綢運到歐洲的時候貴比黃金，使得羅馬屢屢有人出來指責穿絲綢這種奢侈的行為。公元一世紀，有人指責購買絲綢造成了羅馬的貨幣外流：“女人穿上它，便發(fā)誓自己并非赤身裸體，其實別人不相信她的話。人們花費巨資，從不知名的國家進口絲綢，而損害了貿(mào)易，卻只是為了讓我們的貴婦人在公共場合，能像在她們的房間里一樣，裸體接待情人。”
一些學者認為，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羅馬貴族對于東方奢侈品，尤其是絲綢的需求越來越大，商人們也開始嘗試探索通往東方產(chǎn)絲之國的道路。大約在公元100年，馬其頓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Titianus）派人前往東方經(jīng)商，他們抵達了巴克特里亞和一個稱作“石塔”的地方，在那里聽到了一些關(guān)于賽里斯國（Seres）的消息。
所以，中外都有一些文獻，記載了東西方之間的古代交通，李?；舴以凇吨袊芬粫卸啻翁岬降耐欣彰芫褪瞧渲械囊晃?。
二、李?；舴业慕z綢之路
現(xiàn)在提到絲綢之路，都會提到德國的地理學家李?；舴遥‵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對于絲綢之路的描述。從1877年到1912年，李?；舴以趯W生的幫助之下，整理出版了五卷本《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根據(jù)的研究》。
李?；舴蚁?/p>
《中國》
這套書并沒有翻譯成中文，書中提到了“絲綢之路”一詞。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系的丹尼爾·沃教授通過“概念考古學”對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的使用做了研究，他指出李希霍芬個人對“絲綢之路”一詞的使用并非如今天這樣已經(jīng)具有規(guī)范概念的性質(zhì)。
李?；舴覍@條超遠通道，用過“絲綢之路”這個詞，但他也用過其他詞，如“交流渠道”“大路”“主干道”“絲綢商路”等。在李?；舴业脑~匯中，“絲綢之路”還沒有最終定型。此外，“絲綢之路”一詞也僅僅用于漢代，而沒有做更廣泛的歷史概括。
李希霍芬在《中國》一書中論及絲綢之路的文字并不多，筆者對“從中國到圖蘭的路”一節(jié)進行了翻譯，譯文如下：
從中國到圖蘭的路
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很多次都不得不把塔里木盆地南側(cè)寬廣的商道看作通往“塞里卡”（Serica）的路標。漢王朝初次探索西域之時，這條路便是交通要道。在那里我們曾經(jīng)發(fā)現(xiàn)，旅行者大多會途徑沙洲、羅布泊的樓蘭以及和田，之后他們很少走帕米爾走廊，而是穿過捷列克大宛山口（Terek-Davan）和費爾干納，前往大宛。我們還發(fā)現(xiàn)，公元1到5年開放了一條從沙洲向西北方向延伸的新路，它可能經(jīng)過哈密，通往吐魯番。但是，這條路貌似不是通往錫爾河的常規(guī)路線。到了今天，我們再一次把注意力放在了通往同一條南線商路的交通之上。
在這一時期，來自東方的道路通常有兩個起點：玉門關(guān)和陽關(guān)。玉門關(guān)我們了解得很清楚。它就是后來的嘉峪關(guān)，位于肅州以西200里，是長城重要的關(guān)口。陽關(guān)的位置尚無定論。不過，它在沙洲以西大約170g.M.（譯注：距離單位，不明）。從陽關(guān)出發(fā)有一條交通要道，通往一條已經(jīng)被勘測清楚的古道。它經(jīng)過于闐（Khotan），之后大概分成兩路，一路通往阿姆河，另一路通往錫爾河。而玉門關(guān)是通往吐魯番的道路的起點。還有一些道路，沿著另一些方向穿過塔里木盆地，就不在我們的討論范圍了。
我們又從馬利奴斯（Marinus）那里得到了有關(guān)一條早期絲綢之路西段的信息。馬利奴斯追隨著馬其頓人馬埃斯（Maes）的代理人（Agent）的腳步。后來，托勒密（Ptolemaeus）又簡短地對前人詳盡的原始資料加以說明，我們才得以了解這一路段。在許多有關(guān)古代地理的文獻中，這一話題已經(jīng)被反復討論很多次了，以至于我們不必討論這條道路的第一段，也就是從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出發(fā)，沿幼發(fā)拉底河溯游而上，經(jīng)過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和赫卡通皮洛斯（Hekatompylos），直至大夏（Baktra）的這段。所以下面我們可以直接討論尚未解決的問題。
費得申科（Fedschenko）1868年到1871年的旅行，以及1875年威士尼夫斯基（Wischniewski）、馬耶夫（Majew）和施瓦茨（Schwarz）大獲成功的希沙爾（Hissar）探險就像一束意外的啟示之光，照亮了錫爾河和阿姆河之間綿延的山地。直到不久前，我們還對這一地區(qū)視而不見。有了這些補充信息，我們現(xiàn)在基本能夠確定馬埃斯的代理人走過的、位于巴爾赫（Balkh）以北的路段。長久以來，由于缺失了如此重要的信息，人們只能相信一個普遍的說法，那就是商人要么走那條經(jīng)過撒馬爾罕（Samarkand）、苦盞（Khodjent）和捷列克走廊（Terek-Pass）的長路，要么直接穿過帕米爾走廊向東行進?？蛇@兩條路都與記載不符。正因如此，在上面提到的兩段旅行之前，裕爾（Yule）就提出了質(zhì)疑，是不是在兩條道路中間，藏著一條我們還不知道的路。實際上，這條路在某種意義上被證實了，這也是托勒密的原文要求的。因為按照托勒密的說法，道路從大夏首先向北到達了闊梅德人（Komeder）的國家，之后稍稍向南延伸，直到平原與峽谷的交界。對于這第二段路線，我們可以補充一些進一步的說明，山脈是東南西北走向的，而道路是沿著山脈向東南方向延伸的。從這個地點，即平原與峽谷的交界，也就是山間峽谷的出口，人們在經(jīng)過石塔后北行50 shoeni。石塔矗立在沿山谷而上的路上。
如今闊梅迪（Komedi）地區(qū)在蘇爾克河（Surkhab）或稱瓦赫什河（注：阿姆河支流）的沿岸被重新發(fā)現(xiàn)。這一地區(qū)的古老名字很有可能被卡巴殿（Kabadian）這座城市的名字繼承。古老的道路在這一地區(qū)從大夏向北越過阿姆河到達群山腳下。這里也是闊梅德人（Komeder）生活的地方。道路沿著山地的邊緣向東延伸，并沿被高山隔絕的山谷向北轉(zhuǎn)向，不是沿著蘇爾克河就是從東部地區(qū)向河流上游延伸。這里我們來到了費得申科（Fedschenko）研究過的區(qū)域。這里是海拔8100英尺的、在阿萊山脈和外阿萊山脈巨大的山脈間坐落的草原谷底，也是蘇爾克河的上游。這里是巨大山脈間的寬闊低洼地帶，東北西南朝向。費得申科曾經(jīng)越過12000英尺高的伊斯法罕走廊（Isfairam--Pass）來到這里，并發(fā)現(xiàn)了一條沿蘇爾克河（在此稱Kizil--Su）順流而下的道路，這同樣也是一條沿草原低洼地帶向上通向東方的道路。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一個長期有人居住的山地地區(qū)，想要離開那里，基本上同時存在著多條道路。我們因此可以期待，古代的絲綢之路可在如今東方從卡巴殿向北的道路下發(fā)現(xiàn)。希沙爾（Hissar）探險隊和哈維爾達（Havildar）的旅行對于上述論點提供了兩個證明。一隊人馬途徑戈拉布（Kolab）和卡瓦陵（Khawaling）到達卡拉特金（Karategin），另一隊人馬從希拉庫姆（Kila--Kum）同樣到達該地。后者的道路在離開阿姆河之后進入了一條狹窄的山谷，這一事實讓我們大致能判斷出，這條路就是馬埃斯的代理人曾經(jīng)走過的那條古道。另一條線索也能讓我們得出同樣的結(jié)論，那就是這條路在土耳其人進犯之時所發(fā)揮的歷史作用。不過，前提條件是，我們對Rasht和Darwas的區(qū)分是正確的。此外，很顯然，這條道路從卡拉特金向北延伸下去，就是費得申科考察過的在阿萊高原上的道路。
除了大夏，道路上的一個重要地點是“石塔”（der SteinerneThurm）。很多之前的研究者，包括里特（Ritter）、洪堡（Humboldt）和拉森（Lassen）認為“石塔”可在費爾干納的奧什附近塔赫特蘇萊曼（Takt-i-Soleiman或稱所羅門的王冠）遺址的廢墟中找到。而也有另一些人認為這是錯誤的，因為阿米阿努斯·馬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把它說成是一個小村莊（vicus），因此“石塔”是一個地點，而不應(yīng)該指某個被隔絕的建筑。哈格爾（Hager）對此已經(jīng)指出，Tashkent這個名字的意思是“石頭宮殿”，他推斷是托勒密把這座城市名字從當?shù)卣Z言翻譯了過來。在這種情況下萊瑙（Reinaud）補充說，石塔先前稱為Tashkent，但不意味著石塔建筑就相當于今天以它命名的城市，而是位于更東的地方。盡管如此我們?nèi)匀灰咽蛫W什區(qū)別開來。
這也就提出了這個問題：旅行者們是否可能從超過12000英尺高的阿萊草原（如今對于馱馬來說仍然是可以通過的）走到只有2920英尺高的奧什，之后朝東繼續(xù)往高處行進通過捷列克大宛山口；或者他們是否并沒有選擇費得申科考察走過的線路，即沿著阿萊草原向東北行進。因為他們在這里沿著一條長長的舒適的洼地行進。這條道路可能在捷列克大宛山口以南，從費爾干納可直接通向喀什。當我們想到費得申科書中對擁有25000英尺高峰的雄偉的外阿萊山脈的描述，我們也會回憶起托勒密書中的敘述，他說：“從那里（石塔），高山向東退卻了，并與伊美昂山（Imaus）相連，從帕林波特拉 （Palimbothra）它又向北延伸?！蓖ㄟ^這些文字我們可以對石塔的位置做一猜測，它位于一條從南邊走出沿著蘇爾克河穿越外阿萊山的道路上，這條道路最終通向阿萊草原。這當然有前提的，那就是旅行者們并沒有把途徑大貿(mào)易點當作目標。因為它們在草原道路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人們把石塔作為貿(mào)易點看待，人們就必須停下來思考，把它與奧什加以識別。對于商人們會打算在走出費爾干納的山谷之后前往遙遠的東方購買絲綢，或者從那邊帶回這些東西，我們是不能理解的。無疑人們應(yīng)該在那里減輕他們的過境稅。
從托勒密的其它論述中，我們可以推斷出，離石塔不遠處，就有一座商隊客店（Caravanserai），它是通往賽里卡（Serica）途中的一站。托勒密把這座商隊客棧設(shè)定在了伊美昂山（Imaus）的交通線上，我們需要去那里，也就是緊挨著分水嶺的地方尋找它。沙漠商隊歇腳的時候，最有可能把帳篷扎在道路交匯的地方，除非那里是貿(mào)易市場。這里一定曾是一個這樣的交匯口。因為對于從東方來的人來說，前往阿萊高原（Alai-Plateau）的道路，與途徑捷列克大宛山口（Terek-Davan）前往費爾干納的道路在此分道揚鑣。
如今，第一條道路幾乎被廢棄了，因為這條道路的終點大夏（Baktra）已經(jīng)不再重要，在另一邊住著的也不再是安息人（Parther）中最大的重商民族。更遠處的西方人已經(jīng)開辟了海上之路，獲得供給。不過，去兩條道路的交匯口尋找旅行者安營扎寨的地方，這種嘗試一定不會徒勞無功。
費得申科（Fedschenko）找到了一位后繼者，并對整個道路系統(tǒng)做了詳盡的研究。因此，關(guān)于討論到現(xiàn)在的、馬埃斯（Maes）走過的古絲綢之路中最有趣的一段，一份詳盡、可靠的說明就指日可待了。
過了伊美昂山（Imaus），道路便開始下行?？梢钥隙ǖ氖?，它朝著喀什的方向往東延伸。下一站是伊賽東—斯基提卡（Issedonskythica），它可能隨著這座城市一同衰落了。再下面一站是伊賽東—賽里卡（IssedonSerica），又名于闐（Khotan）。接下來的路我們就清楚了?！R埃斯的代理人所走的路就是當時的一條商路。我們應(yīng)當把這條路，看作安息人（Parther）從賽里卡運出絲綢的道路。不過，將這條路視為當時唯一一條路，或者哪怕是最重要的路，都是不對的。因為，正如我們觀察到的那樣，大多數(shù)中國商隊都往大宛方向去了，還有一部分走的是帕米爾走廊。
從后面的一段歷史中，我們沒發(fā)現(xiàn)什么有關(guān)馬埃斯所走的路的記錄。直到公元1422年，帖木兒（Timur）的兒子沙哈魯（Shah Rukh）的使臣從中國返回時，在從喀什到Andidjan（費爾干納）的山門之處分道揚鑣，一路前往費爾干納，另一路徑直前往Balkh（大夏）。
三、簡單的小結(jié)
依上所述，結(jié)合書中附的地圖和學者們的相關(guān)研究，我們對李?；舴遗c絲綢之路的關(guān)系可以小結(jié)如下：
1. 在我們經(jīng)常引用的該書第一冊第500-501頁的絲綢之路交通圖上，李?；舴矣昧思t、藍兩種顏色標示絲綢之路，紅色的是他根據(jù)文獻記載的所描繪的絲綢之路，藍色的是他重點考證的新疆通往中亞的路段。他結(jié)合了其他學者的實地考察論述了這部分考證內(nèi)容。李?；舴以跁辛碛幸还?jié)討論“通往印度的商路”，但是他認為漢代時期中國和印度之間的聯(lián)系是間接的，因此他并沒有在這張圖上標示兩國之間的聯(lián)系線路。
2. 李?；舴覜]有去過新疆，但是他將對新疆的研究放在了第一冊。作為一個學者，他對中亞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熱情。19世紀學者們對于中亞的熱情，與當時對于中亞中心性的認識有關(guān)。如李?；舴业睦蠋熇钐貭?(Carl Ritter，1779-1859年)在《亞洲》一書中認為人類起源于中亞；1911年，加拿大古生物學家馬修在《氣候和演化》中認為中亞因喜馬拉雅山的崛起，致使自然環(huán)境變得不適宜生存，但對動物演化來說，受刺激產(chǎn)生的反應(yīng)最有益處，所以這些外界刺激可以促進人類的形成；1926年，李四光發(fā)表了文章，討論人類起源于中亞的學說。所以，李?；舴覍τ谥衼喌难芯繜崆橛衅鋾r代的學術(shù)背景。
此外，李?；舴业难芯窟€有地緣政治的考慮。他曾在一份考察報告中建議：
毫無疑問的是：中國必將通過一條鐵路與歐洲連接?！?關(guān)于此路)唯一應(yīng)考慮的路線乃是穿經(jīng)西安府、蘭州府和哈密的道路。事有湊巧的是，此路沿途——包括北路(PeIu，即塔里木盆地北側(cè)的路)——有豐富的煤田。這么多有利條件因緣巧合到一起，匯成如此漫長而確定的東西通道，在歷史記錄中，這可謂唯一的例子。
因此，“從這些背景，我們回到李?；舴业摹吨袊芬粫?，或回到書中所提出的絲綢之路概念，不難認識到：他對古絲綢之路的研究，是以鋪設(shè)歐亞鐵路、服務(wù)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利益為最終考量的。”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李希霍芬會說他在中國考察的時候，“如果還有一張桌子的話，就鋪一面德意志國旗在上面”。
3. 李?；舴姨岢隽私z綢之路的概念，這一點固然重要，但是他并沒有提出系統(tǒng)的理論闡述，絲綢之路也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學術(shù)概念。在中國國內(nèi)正式出現(xiàn)“絲綢之路”的名稱前，還曾使用過“綢緞之路”“絲路”“販絲之道”“絲綢路”等簡稱或代稱。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李希霍芬及其“絲綢之路”概念的學術(shù)史意義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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