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絲按】2020年6月19日起，2020絲綢之路周的配套特展之一的“眾望同歸：絲綢之路的前世今生”在中國絲綢博物館開幕。為此，我們特別邀請了一批絲綢之路相關的著名學者為“眾望同歸”特展提供咨詢并寫作了相關文章。我們將在中國絲綢博物館微信公眾號及相關平臺陸續(xù)刊登，第五篇由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王翼青提供。
德國地理學家費爾迪南·馮·李?；舴遥‵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于1876年用德語首創(chuàng)的“絲綢之路（Seidenstrasse）”概念，旨在替換古希臘地理學家推羅的馬林烏斯（Marinus of Tyre，1—2世紀）和克勞德·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約90—168）先后記錄的“賽里斯之路”，也就是馬其頓商人梅斯·提提亞奴斯（Maes Titianus，活躍于68—80）的代理人于1世紀后半葉為了購買絲綢，從西向東走到賽里斯（Seres，絲國，即中國）都城賽拉（Sera，即洛陽）的一條商路。這條“賽里斯之路”或“絲綢之路”的原始線路，從幼發(fā)拉底河渡口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今敘利亞阿勒頗東北）出發(fā)，經過今伊拉克、伊朗、阿富汗，越帕米爾高原入中國，再經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隴右、關中，最終到達東漢首都洛陽。
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西方各國學者在絲綢之路沿線進行了轟轟烈烈長達百年之久的地理學、考古學探險運動，有數(shù)百位探險家參與了絲綢之路再發(fā)現(xiàn)的過程。英國考古學家、地理學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是近代唯一全面考察過絲綢之路南亞段、中亞段和西亞段的探險家，因而被英國傳記作家安娜貝爾·霍克（Annabel Walker）在《奧萊爾·斯坦因：絲綢之路的開拓者》（倫敦，1995年）一書譽為“絲綢之路的開拓者”。（圖1）斯坦因畢生從事絲綢之路探險，其成果推進了絲綢之路的再發(fā)現(xiàn)，大大拓展了人類對絲綢之路的認知范圍。
圖1. 《奧萊爾·斯坦因：絲綢之路的開拓者》
一
斯坦因于1862年11月26日出生在匈牙利布達佩斯一個猶太教徒商人家庭。但父母為了兒子的前途著想，讓初生的小斯坦因皈依了基督教新教路德宗。斯坦因接受基督教洗禮時，取教名“馬爾克·奧萊爾”，源自古羅馬帝國皇帝馬爾克·奧萊爾·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us，121—180）。安敦不僅為后世留下了著名的哲學經典《沉思錄》，還針對波斯帝國安息王朝對絲綢之路的壟斷，于166年開通了由羅馬帝國（大秦）直通東漢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逗鬂h書·西域傳》對此記載如下：“大秦國，……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毙∷固挂蚺c中歐交通史開拓君主安敦同名，雖屬偶然，但也預示著他長大后必將與遙遠的中國及絲綢之路發(fā)生密切關聯(lián)。
斯坦因于1871年—1879年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德國德累斯頓讀小學、中學、大學預科期間，通過希臘羅馬史等一系列課程，將古希臘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確定為自己的第一個偶像。亞歷山大大帝于前334—前324年率希臘聯(lián)軍遠征中亞和印度，第一次將西方與東方連為一體，為中國絲綢流入西方以及絲綢之路的正式開通奠定了基礎。斯坦因于1879年—1883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德國萊比錫大學、土賓根大學專攻印度學、伊朗學期間，通過《大唐西域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漢籍法譯本，熟知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又將中國唐僧玄奘（600—664）確定為自己的第二個偶像。1883年，斯坦因在土賓根大學完成伊朗學博士論文《關于贊德語中名詞性詞匯變格的研究》，于1884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斯坦因取得博士學位后，于1884年—1887年赴英國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伺機等待遠赴英屬印度工作的機會。1887年，英國印度事務部任命斯坦因為英屬印度旁遮普大學學生注冊官兼拉合爾東方學院院長。1887年11月，25歲的斯坦因離開歐洲，到達印度西北部，走近了中國，也走近了絲綢之路。斯坦因到達印度之初，利用業(yè)余時間，重點研究古印度梵語典籍中僅有的一部史書《克什米爾諸王編年史》，并多次在印度西北部克什米爾等地考察。
1890年3月，英屬印度軍官哈密爾頓·鮑威爾（Hamilton Bower，1858—1940）在中國新疆庫車購獲一部古代樺皮寫本。1891年3月，孟加拉亞細亞學會語言學干事魯?shù)罓柗颉せ舳骼眨≧udolf Hoernle，1841—1918）解讀了“鮑威爾寫本”，認為它是世界上現(xiàn)存最古老的梵語、婆羅謎文典籍。此后，斯坦因決定今后要將研究重點從克什米爾轉向中國塔里木盆地。斯坦因自稱：“1891年鮑威爾上校獲自庫車的著名樺皮寫本開始為印度學家們所知。從此以后，我將眼睛盯住了中國新疆，認定這里是干考古學事業(yè)的場所?！?893年—1898年，英屬印度政府以公帑大規(guī)模收購塔里木盆地出土文物，號稱“中亞文物英國搜集品”。同時，俄國、法國、瑞典等西方列強也加入到搜集塔里木盆地出土文物的競爭中來。以伊斯拉姆·阿洪為首的一批和闐無業(yè)游民看到有利可圖，從1895年開始偽造古代寫本，使大量贗品流入倫敦、圣彼得堡、巴黎、斯德哥爾摩等歐洲大都會的博物館中，釀成近代最大的一宗絲綢之路文物贗品案。1898年，西方學術界開始對和闐文物贗品產生懷疑，要求具有考古學經驗的歐洲學者親往和闐進行實地調查。于是霍恩勒鼓勵斯坦因擔負起這一責任，斯坦因也如愿以償，乘機踏上了為時30多年的“追尋玄奘西行足跡”之旅。
二
斯坦因于1898年9月10日向英屬印度政府呈交了第一次中亞考察（一考）申請書，1899年1月獲得批準。1900年5月至1901年5月，斯坦因在新疆和闐周圍進行了一考，目的之一是實地調查贗品問題，目的之二是繼續(xù)挖掘真文物。1900年12月30日，斯坦因在丹丹威里克遺址發(fā)現(xiàn)一塊木板畫，他認定其題材是玄奘《大唐西域記》中記錄的東國蠶種西傳于闐國的故事。（圖2）斯坦因在考察后期，取得了伊斯拉姆等人偽造文物的人證和物證。斯坦因結束一考后，于1901年在倫敦出版了一考初步報告書《在中國新疆進行考古學和地形測量學考察旅行的初步報告書》，1903年，斯坦因又在倫敦出版了一考游記《沙漠埋藏的和闐廢墟》。（圖3）
圖2. 斯坦因在丹丹威里克遺址發(fā)現(xiàn)的木板畫
《東國蠶種西傳于闐國故事》
圖3. 斯坦因第一次中亞考察游記《沙漠埋藏的和闐廢墟》書影
1904年9月，斯坦因加入英國國籍，并擔任英屬印度西北邊境省和俾路支斯坦的教育總監(jiān)兼考古分局局長。1904年9月14日，斯坦因向英屬印度政府呈交了第二次中亞考察（二考）申請書，于1905年1月獲得批準。1906年4月至1908年10月，斯坦因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吐魯番盆地、甘肅河西走廊進行了二考（圖4）。其間，斯坦因于1907年3—6月在敦煌縣莫高窟等遺址考古（圖5），與莫高窟守窟道士王圓祿（1850—1931）達成秘密交易，騙購大批藏經洞出土文物。（圖6）斯坦因二考期間，他的一考詳盡報告書《古代和闐》于1907年在牛津出版。（圖7）
圖4. 斯坦因第二次考察隊在新疆
圖5. 斯坦因于1907年3月16日第一次看到的敦煌莫高窟
圖6. 王圓祿在三層樓（莫高窟第17窟）《西游記》壁畫前
斯坦因攝 1907年
圖7. 斯坦因第一次中亞考察詳盡報告書《古代和闐》書影
斯坦因于1909年1月21日返回倫敦后，名聲大噪。路透社記者于1月22日采訪了斯坦因，采訪報道以不同的標題，于1月23日刊登在《泰晤士報》等25家英國的著名報紙上，使斯坦因一躍成為當時最著名的探險家。1909年1月30日出版的《倫敦新聞畫報》上，刊印了全世界十五大探險家的肖像照片，總標題是《在未知世界的誘惑下去填補空白的人們：當代的偉大探險家》，斯坦因排名第一，比斯坦因出道更早的瑞典絲綢之路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僅排名第十五。1909年5月24日，倫敦皇家地理學會將本年度的“創(chuàng)建者獎章”金質獎章（國際地理學最高獎）授予斯坦因。1909年6月，法蘭西研究院碑銘學與美文學科學院將本年度的斯坦尼斯拉斯·儒蓮獎（國際漢學最高獎）授予斯坦因，以表彰他的《古代和闐》。1912年6月14日，斯坦因被封為“印度帝國序列高級騎士”，從此號稱“奧萊爾·斯坦因爵士”。1912年，斯坦因在倫敦出版了二考游記《契丹沙漠廢墟》。（圖8）
圖8. 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游記《契丹沙漠廢墟》書影
1912年11月23日，斯坦因向英屬印度政府呈交了第三次中亞考察（三考）申請書，于1913年4月獲得批準。1913年8月至1915年7月，斯坦因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吐魯番盆地、甘肅河西走廊等地進行了三考。其間，斯坦因于1914年4月第二次訪問敦煌莫高窟，于1914年5月—6月在額濟納旗黑城遺址進行發(fā)掘，于1914年10月至1915年2月在吐魯番盆地諸遺址進行發(fā)掘。斯坦因結束了在中國境內的三考后，還于1915年7月—10月在俄屬中亞考察，于1915年10月至1916年2月在波斯東部考察，于1916年3月結束考察。
斯坦因結束三考后，主要從事二考、三考期間所獲中國西北文物的整理工作，以及兩部詳盡報告書的撰寫工作，也開始考察亞歷山大大帝東征路線。1921年，斯坦因二考詳盡報告書《塞林底亞（中國印度）》在牛津出版。（圖9）1921年，斯坦因還在倫敦出版了《千佛》一著，首次刊布了他二考期間在敦煌所獲藏經洞出土絹畫。（圖10）1923年，斯坦因前三次中亞考察期間測繪地圖的研究成果《奧萊爾·斯坦因爵士于1900年—1901年、1906年—1908年、1913年—1915年進行探險期間測繪的中國新疆和甘肅地圖研究報告》在印度德赫拉·頓出版。
圖9. 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詳盡報告書《塞林底亞》書影
圖10. 斯坦因著《千佛：敦煌石窟寺的古代佛教壁畫》書影
圖11. 斯坦因著《奧萊爾·斯坦因爵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5年進行探險期間測繪的中國新疆和甘肅地圖研究報告》書影
三
斯坦因撰寫三考詳盡報告書《亞洲腹地》過程中，從1924年開始醞釀其第四次中亞考察（四考）計劃。彼時，英國政府決定將中國庚子賠款的剩余部分退還給中國，用于對英、中兩國都有利的教育、文化等事業(yè)。斯坦因聞訊后，希望能從退還庚款中申請到一筆經費，以資助他的第四次中亞考察。1925年3月16日，斯坦因向英國外交部呈交了四考申請書。后因1925年“五卅慘案”后中國反帝愛國運動的高漲，英國退還庚款管理委員會暫時擱淺，斯坦因的考察計劃也不得不束之高閣。
中國愛國知識分子自1919年“五四運動”后開始意識到，要想保護中國西北文物，必須阻止外國探險家單獨在中國絲綢之路沿線的考古。1925年，北京大學成功阻止了由美國東方藝術史家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1881—1955）領導的第二次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敦煌考察活動。1926年底，斯文·赫定來華，擬進行第五次中亞考察。北京各學術機構聞訊后組織起來，成立“中國學術團體協(xié)會”，最終迫使斯文·赫定于1927年4月26日簽訂協(xié)議，同意將其考察隊改組為中瑞聯(lián)合“西北科學考查團”。斯坦因對此形勢了如指掌，但仍懷僥幸心理，試圖在中國西北進行最后一次考察。1928年，斯坦因三考詳盡報告書《亞洲腹地》在牛津出版。（圖12）1929年，斯坦因考察亞歷山大大帝東征路線的成果《在亞歷山大前往印度河流域的道路上》在倫敦出版，此后，斯坦因全力為其四考尋找經費。
圖12. 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詳盡報告書《亞洲腹地》書影
華爾納代表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進行的敦煌考察失敗后，從1926年開始頻繁與斯坦因聯(lián)系，引誘斯坦因為哈佛大學效力。1928年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合組的“哈佛-燕京學社”成立后，福格藝術博物館和“哈佛-燕京學社”加快了引進斯坦因的步伐。1929年初，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洛維爾（Lawrence Lowell，1856—1943）給斯坦因發(fā)出邀請函，請斯坦因在哈佛大學洛維爾研究所講學，介紹他的前三次中亞考察。斯坦因于1929年10月至1930年1月訪問美國，其間于1929年12月5—21日在洛維爾研究院講課，其余時間為籌集四考經費而四處奔波。最終，哈佛-燕京學社等機構以斯坦因1925年向英國外交部呈交的四考申請書為藍本，為斯坦因四考提供10萬美元的資助。1930年1月13日，哈佛大學任命斯坦因為福格藝術博物館亞洲研究名譽研究員，以此名義進行四考。1930年4—5月，斯坦因訪問上海、南京，獲得中國外交部頒發(fā)的考察護照。
1930年8月至1931年7月，斯坦因在新疆塔里木盆地進行了四考。由于中國各界的反對，南京國民政府宣布吊銷斯坦因的護照。斯坦因環(huán)游塔里木盆地完畢后，新疆省政府將其驅逐出境，斯坦因四考所獲文物也在喀什噶爾被沒收。斯坦因四考失敗后，他在西方學界的影響力未受影響。1932年6月16日，英國皇家亞細亞學會將三年頒發(fā)一次的最高金質獎章授予斯坦因，以表彰“他在東方學研究領域做出的杰出貢獻”。1933年，斯坦因在倫敦將自己在哈佛大學的講演稿出版，書名為《在古代中亞的道路上》。（圖13）1934年7月31日，英國皇家人類學會將學會最高獎赫胥黎紀念獎章授予斯坦因。1935年4月30日，英國古物學會將其最高金質獎章授予斯坦因，以表彰“他在考古學領域做出的杰出貢獻”。
圖13. 斯坦因前三次中亞考察簡述《在古代中亞的道路上》書影
四
斯坦因結束四考后，意識到自己與中國的緣分已盡，余生只能將全部精力放在南亞、西亞的考察上，重點是亞歷山大大帝東征路線和古羅馬帝國邊塞長城。1931年10月，斯坦因在旁遮普進行短途旅行，主要在杰盧姆河兩岸追尋亞歷山大大帝的遺跡。1932年，斯坦因代表哈佛大學進行了第一次伊朗考察，主要在伊朗俾路支斯坦旅行；1932年—1933年，斯坦因進行了第二次伊朗考察，主要沿波斯灣旅行；1933年—1934年，斯坦因進行了第三次伊朗考察，主要在法爾斯省東部考察；1935年—1936年，斯坦因進行了第四次伊朗考察，主要在法爾斯省西部至伊朗庫爾德斯坦一線旅行。1937年，斯坦因在倫敦出版了《在印度西北部和伊朗東南部進行的考古學探查》（圖14），又于1940年在倫敦出版了《伊朗西部的古代道路》，刊布了他在伊朗進行一系列考察的成果。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斯坦因還多次在伊拉克和外約旦地區(qū)進行考察，對古羅馬邊塞長城遺址進行航空測繪，這是絲綢之路探險史上最早的航空考古學考察。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斯坦因于1939年11月返回印度，此后主要在南亞西北部進行考察。
圖14. 斯坦因著《在印度西北部和伊朗東南部進行的考古學探查》書影
斯坦因晚年最大的愿望，是彌補他在阿富汗考察領域的空白。1943年，已81歲高齡的斯坦因在美國駐阿富汗公使范·海奈特·恩格爾特（Van Heinert Engert，1887—1985）的邀請下，于1943年10月19日抵達喀布爾訪問。10月21日，斯坦因在參觀喀布爾博物館時著涼，進而引發(fā)痼疾支氣管炎，10月24日晚突然中風。1943年10月26日，斯坦因在美國公使館中病逝。斯坦因去世后，就近葬于阿富汗喀布爾郊區(qū)的基督教墓地。從某種意義上說，斯坦因是為絲綢之路考察而死，最終倒在了赴阿富汗考察的路上。
斯坦因的絕筆論文《論亞歷山大大帝進入伽德羅西亞的道路》，在英國《地理學學報》1943年11—12月號排印過程中以特殊方式嵌入。該文編者按語說道：“奧萊爾·斯坦因爵士于1943年8月5日從他在克什米爾的高山營地給本刊主編寫的最后一封信中，答應要為本刊撰寫這篇論文。而他于10月26日在喀布爾去世。10個星期后，本刊于1944年1月10日收到該論文?！?/p>
二戰(zhàn)結束后，世界恢復平靜，斯坦因遺囑執(zhí)行人和遺產托管人海倫·瑪麗·阿倫（Helen Mary Allen，1872—1952）也為斯坦因補寫了墓志銘，1945年春天，斯坦因墓碑在喀布爾鐫刻完成。墓志銘全文如下：“印度考古局的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之墓。他是一位學者、探險家和作家。他通過自己在印度、中國新疆、波斯和伊拉克的艱苦旅行，擴展了人類的知識范圍。他于1862年11月26日出生于布達佩斯，于1904年成為英國臣民，于1943年10月26日死于喀布爾。他是一位極受愛戴的人。”
毫無疑問，斯坦因是近代最著名的絲綢之路探險家。他沿絲綢之路南亞段、中亞段、西亞段進行的一系列考察，擴展了人類對絲綢之路沿線考古學、地理學、語言學、歷史學、美術學等學科知識的認識范圍，開創(chuàng)了“敦煌學”、“吐魯番學”等一系列國際顯學。但是，在斯坦因的評價方面，西方與中國迥然不同。斯坦因在作為主權國家的中國進行考察的過程中，違背中國政府的相關法律和規(guī)定，將數(shù)萬件珍貴文物劫往英國和英屬印度，當屬非法掠奪行為。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時代背景下，斯坦因的行為無疑是秉承了英國政府和英屬印度政府的意志，但他對中國西北的文物古跡造成了無法彌補的破壞。未來，只有當英國、印度的相關收藏機構向中國歸還斯坦因從中國西北劫走的文物之后，中國人民對斯坦因的痛恨程度才有可能得到緩解。
作者簡介：王冀青，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萃英學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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